潮汕商帮，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晋商
晋商，大名鼎鼎，谁都知道。明清晋商的发家和其经营活动特征，有两个最显着特点——
1、虽然名叫“晋”商，但仅指其出身籍贯，其主要经营活动地域不在山西。比如说着名的清代旅蒙商，最显赫的商号都是山西人，但商号位于张家口、归化城（呼和浩特）、包头、乌里雅苏台、库伦（乌兰巴托）、科布多、恰克图等内外蒙古草原的通衢要地城镇。旅蒙商的出现，是随着清朝蒙古的文攻武略、山西等北方人口大省向塞外草大规模移民而出现的商旅。
至于清代乾隆时期出现的山西票号，更是如此。票号最大的金融功能，是提供了异地汇兑业务。他的总号可以设置在太原、太谷、大同等山西省内城市，分号则遍布全国各地、尤其是京、津、苏、汉等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城市。
2、处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晋商，是靠非法走私生意起家。
山西北部与外蒙古河套地区相邻，而河套地区在明末是漠南土默特蒙古部的控制地域。隆庆五年（1571）明与特默特实现议和开市后，给晋北提供向草原提供物资贸易的商业机会。
1636年后金皇太极称帝后，加紧对漠南蒙古的攻略，后金军远征察哈尔，一直打到归化城和张家口外，由此可以和晋北的汉族商民接触。在利益驱动下，部分山西商人向后金出售物资。
这两个特点，在潮汕地区都有所体现——
“广东列郡九，潮州为难治。郡地滨海，其民多贾贩，不知诗书，有赀百万不识一字者。以防海盗故，乡□筑砦，编户聚族，以万数千计。置兵储粮，坚壁足自守。村落相接，一语睚眦，辄合斗杀，伤或数百人。其豪集亡命者，肆意剽掠，探丸□网，猝不可捕。逋赋自若，催科之吏不敢入砦门。……民情强悍，好勇斗狠，嗜利轻生。乡村聚族而居，烟户繁密。”…………民情强悍，好勇斗恨，嗜利轻生。乡村聚族而居，烟户繁密。”
写这段文字的人，叫冒澄。他是江苏人，同治年间在潮汕地区的潮阳、澄海两县做地方官。光绪初年，他改任广西廉州知府，这时已经不在潮州，没啥顾忌，就在他的个人着作里，对潮汕当地民风做了如此评价。从事违禁活动，“跑船吃海”，在当地被普遍当作正职，只有有利可图，贩私的对象一概来者不拒。走私的主要方式，就是利用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和湾汊做掩护，和外国人洋船交易。
如果有人（特别是知乎上那些“爱家乡”，容不得别人说自己家乡不好的话的人）说冒澄是外乡人，是因为在潮汕这地方当官，受了气，带着情绪写这段话。那么好，咱们再来看看潮汕本地的文人知识分子是怎么说的——
“勾引倭船入泊于港湾，威召各村各里之保长，赴舟领货，名曰‘放苏’。邻村皆靡然从之。”
明朝嘉靖十年，一个叫陈天资的潮州籍举人赴京殿试，得中登科进士，他后来写了一部《东里志》，比较直率地讲述自己家乡的民风，包括和与倭寇勾连从事走私的一些故事。“南倭北虏”是明朝嘉靖时袭击扰北方边境和东南沿海的两大边患。当倭寇肆扰中国沿海省份时，潮汕地区的乡民却在和倭寇合作走私。
不仅中国人对潮汕地区的走私经商现象有所记载，连外国人都目睹了。
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，中英签署《南京条约》。依照两国在贸易通商方面的协议，福州对外开埠。受英国政府委托，英国皇家植物园植物学家罗伯特·福钧（Robert Fortune）前往中国，打探茶叶种植与加工技术的情报。在东印度公司的授意和提供的钱财资助下，他在1848~1850年的两年多期间，数次前往福建武夷山区，将茶树籽苗带走，并了解到红茶发酵原理。
在此期间，他还有一些未曾意料到的意外收获，在搭船多次往返于香港和福建、浙江沿海地带时，多次目睹到广东东部潮汕地区整乡整村的村民参与鸦片走私的盛况：
成百上千当地人，“聚集在南澳岛，购买鸦片，盖起简陋的小屋，供应（我们的）鸦片船所需要的物资，一旦碇泊地点发生变化，……男人、女人和还有儿童，又占据能面对船只的海滩上。”当地人准备好银钱、淡水、食品和其他足够吸引人的物品，聚集在海边，以此招引洋船驻泊，以零购方式和水手换取鸦片。
整村整乡整族，全员出动，全民参与走私，至少从明中朝叶期，在潮汕地区就是已经形成的社会风气。由此不断出现富甲一方的走私商富豪，一直到现在。而潮汕地区走私，主要和外国人接触，明朝的倭寇倭船，清朝夹带鸦片的洋船等等。
在明清两朝，粤闽两省的居民常以偷渡方式下南洋谋生，在当地繁衍生息，成为华侨，他们又和本乡故土常有来往沟通，消息比较灵通。清朝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，潮汕帮和福建帮采用惯常的偷渡方式，私自驾船下南洋，前往新加坡购鸦片。潮州帮还派人前往加尔各答，直接向东印度公司咨询，如何在当地参与鸦片公所拍卖活动的有关程序。这些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记录上的明文记载。
潮汕地区的对外经贸特点就是走私活动，这是他唯一的强项。而从事国家开放政策允许的、鼓励、照章纳税的开放口岸城市，他各方面的条件根本都比不了深圳、珠海和厦门。
这种悠久的走私风气的形成，和潮汕当地特殊的商业地理环境、地域宗族分布和中国地方政区的划分等原因有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