潮汕商帮,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晋商
晋商,大名鼎鼎,谁都知道。明清晋商的发家和其经营活动特征,有两个最显着特点——
1、虽然名叫“晋”商,但仅指其出身籍贯,其主要经营活动地域不在山西。比如说着名的清代旅蒙商,最显赫的商号都是山西人,但商号位于张家口、归化城(呼和浩特)、包头、乌里雅苏台、库伦(乌兰巴托)、科布多、恰克图等内外蒙古草原的通衢要地城镇。旅蒙商的出现,是随着清朝蒙古的文攻武略、山西等北方人口大省向塞外草大规模移民而出现的商旅。
至于清代乾隆时期出现的山西票号,更是如此。票号最大的金融功能,是提供了异地汇兑业务。他的总号可以设置在太原、太谷、大同等山西省内城市,分号则遍布全国各地、尤其是京、津、苏、汉等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城市。
2、处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晋商,是靠非法走私生意起家。
山西北部与外蒙古河套地区相邻,而河套地区在明末是漠南土默特蒙古部的控制地域。隆庆五年(1571)明与特默特实现议和开市后,给晋北提供向草原提供物资贸易的商业机会。
1636年后金皇太极称帝后,加紧对漠南蒙古的攻略,后金军远征察哈尔,一直打到归化城和张家口外,由此可以和晋北的汉族商民接触。在利益驱动下,部分山西商人向后金出售物资。
这两个特点,在潮汕地区都有所体现——
“广东列郡九,潮州为难治。郡地滨海,其民多贾贩,不知诗书,有赀百万不识一字者。以防海盗故,乡□筑砦,编户聚族,以万数千计。置兵储粮,坚壁足自守。村落相接,一语睚眦,辄合斗杀,伤或数百人。其豪集亡命者,肆意剽掠,探丸□网,猝不可捕。逋赋自若,催科之吏不敢入砦门。……民情强悍,好勇斗狠,嗜利轻生。乡村聚族而居,烟户繁密。”…………民情强悍,好勇斗恨,嗜利轻生。乡村聚族而居,烟户繁密。”
写这段文字的人,叫冒澄。他是江苏人,同治年间在潮汕地区的潮阳、澄海两县做地方官。光绪初年,他改任广西廉州知府,这时已经不在潮州,没啥顾忌,就在他的个人着作里,对潮汕当地民风做了如此评价。从事违禁活动,“跑船吃海”,在当地被普遍当作正职,只有有利可图,贩私的对象一概来者不拒。走私的主要方式,就是利用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和湾汊做掩护,和外国人洋船交易。
如果有人(特别是知乎上那些“爱家乡”,容不得别人说自己家乡不好的话的人)说冒澄是外乡人,是因为在潮汕这地方当官,受了气,带着情绪写这段话。那么好,咱们再来看看潮汕本地的文人知识分子是怎么说的——
“勾引倭船入泊于港湾,威召各村各里之保长,赴舟领货,名曰‘放苏’。邻村皆靡然从之。”
明朝嘉靖十年,一个叫陈天资的潮州籍举人赴京殿试,得中登科进士,他后来写了一部《东里志》,比较直率地讲述自己家乡的民风,包括和与倭寇勾连从事走私的一些故事。“南倭北虏”是明朝嘉靖时袭击扰北方边境和东南沿海的两大边患。当倭寇肆扰中国沿海省份时,潮汕地区的乡民却在和倭寇合作走私。
不仅中国人对潮汕地区的走私经商现象有所记载,连外国人都目睹了。
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,中英签署《南京条约》。依照两国在贸易通商方面的协议,福州对外开埠。受英国政府委托,英国皇家植物园植物学家罗伯特·福钧(Robert Fortune)前往中国,打探茶叶种植与加工技术的情报。在东印度公司的授意和提供的钱财资助下,他在1848~1850年的两年多期间,数次前往福建武夷山区,将茶树籽苗带走,并了解到红茶发酵原理。
在此期间,他还有一些未曾意料到的意外收获,在搭船多次往返于香港和福建、浙江沿海地带时,多次目睹到广东东部潮汕地区整乡整村的村民参与鸦片走私的盛况:
成百上千当地人,“聚集在南澳岛,购买鸦片,盖起简陋的小屋,供应(我们的)鸦片船所需要的物资,一旦碇泊地点发生变化,……男人、女人和还有儿童,又占据能面对船只的海滩上。”当地人准备好银钱、淡水、食品和其他足够吸引人的物品,聚集在海边,以此招引洋船驻泊,以零购方式和水手换取鸦片。
整村整乡整族,全员出动,全民参与走私,至少从明中朝叶期,在潮汕地区就是已经形成的社会风气。由此不断出现富甲一方的走私商富豪,一直到现在。而潮汕地区走私,主要和外国人接触,明朝的倭寇倭船,清朝夹带鸦片的洋船等等。
在明清两朝,粤闽两省的居民常以偷渡方式下南洋谋生,在当地繁衍生息,成为华侨,他们又和本乡故土常有来往沟通,消息比较灵通。清朝道光十年(1830年),潮汕帮和福建帮采用惯常的偷渡方式,私自驾船下南洋,前往新加坡购鸦片。潮州帮还派人前往加尔各答,直接向东印度公司咨询,如何在当地参与鸦片公所拍卖活动的有关程序。这些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记录上的明文记载。
潮汕地区的对外经贸特点就是走私活动,这是他唯一的强项。而从事国家开放政策允许的、鼓励、照章纳税的开放口岸城市,他各方面的条件根本都比不了深圳、珠海和厦门。
这种悠久的走私风气的形成,和潮汕当地特殊的商业地理环境、地域宗族分布和中国地方政区的划分等原因有关。